二二八消失的偏鄉醫師張七郎

發佈時間2019-2-20 11:16:56
最後更新2019-3-12 06:39:07
張七郎父子三人合葬的墓園,位於花蓮縣鳳林鄉太古巢農園裡。墓碑對聯:「兩個小兒為伴侶 / 滿腔熱血洒郊原」,墓碑日期:「主後一九四七年 民國三十六年四月四日夜屈死」。圖片來源:李筱峰提供

張七郎父子三人合葬的墓園,位於花蓮縣鳳林鄉太古巢農園裡。墓碑對聯:「兩個小兒為伴侶 / 滿腔熱血洒郊原」,墓碑日期:「主後一九四七年 民國三十六年四月四日夜屈死」。圖片來源:李筱峰提供

開拓東臺灣,將醫療與基督教信仰帶到花蓮鳳林的制憲國大代表、花蓮縣參議會議長張七郎,以及他的三個醫師兒子張宗仁、張依仁、張果仁,無故被捕。其中三人當夜被押到鳳林郊外的公墓槍斃!

李筱峰,《二二八消失的台籍菁英》

1888年年出生於新竹湖口的客家人張七郎,家中排行第七,故取名為「七郎」。父親張仁壽是位漢醫,因受馬偕牧師到新竹傳教影響而受洗為基督徒,並創立湖口教會。由於基督教信仰的關係,張七郎自新埔公學校(現新埔國小)畢業後,前往中國廈門就讀由英美教會人士創立的英華書院,學習外語與西方近代知識,回到臺灣後考入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現台大醫學院),先後曾在基隆醫院、台北馬偕醫院服務,1916年在淡水開業創設「仁壽醫院」,以紀念父親。

1921年,因受到已移居到花蓮鳳林的五兄張逢年的鼓勵,認為鳳林缺乏醫生,且當時只有漢醫沒有西醫,再加上受到馬偕在偏遠地區傳教的精神感召,因此選擇舉家遷往醫療資源缺乏的花蓮鳳林定居,也將仁壽醫院遷到花蓮。

張七郎在花蓮鳳林時,除常為窮困人家提供免費醫療服務外,還和太太一起收養了許多養女,主要是因為夫婦倆人不忍心看到小女孩被賣入特種場所。在醫院中若發現窮人家留下的棄嬰,他們也會收養下來。

戰後,張七郎曾寫信催促在滿州國的三個兒子回臺灣,為家鄉貢獻所學。1946年3月,花蓮縣舉行參議員選舉,張七郎當選參議員,在開議當天更被推為議長;同年10月,臺灣省舉辦制憲國大代表選舉,張七郎高票當選,票數甚至高於李萬居,足見張七郎當時聲勢之高。步入政壇的張七郎,原先期望貢獻家鄉,卻發現中國國民黨的不當接收與治理,產生極大的落差而深感失望。他到南京參加制憲國民代表大會時,他也對陳儀政府的治理提出批評。

二二八事件爆發後,花蓮地區以「三民主義青年團花蓮分團」為中心,召開市民大會,成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而身為制憲國代、花蓮縣參議會議長的張七郎其實並沒有擔任委員會要職。但在事件中,行政長官陳儀應各地「縣市長民選」的要求,准許各縣市推選縣市長候選人三名,再呈報陳儀圈定,張七郎以最高票被推選為花蓮縣縣長候選人,沒想到,卻因此埋下張七郎不幸的禍根。

3月的某一天,在花蓮縣政府工作的張連溪告知張家人,他聽到花蓮縣必殺名單十人之中,有張家四人:張七郎、張宗仁、張依仁、張果仁的傳言,勸他們要暫避風頭。張家認為「全家人從未參加任何組織,決不相信自己深愛的『祖國』政府,會真如目前傳言般的濫殺無辜」。雖然有許多不利張家的傳言,張七郎依舊相信「政府會明察秋毫,根本無需躲藏」。

1937年,張七郎在鳳林仁壽醫院前的全家福。右起為張七郎、張宗仁(長子)、張依仁(二子)、張果仁(三子)、張秀惠、張性惠、張秉仁、張存仁、詹金枝(妻),家中兄弟姊妹緊緊地手牽手拍照。圖片來源:李筱峰提供

1937年,張七郎在鳳林仁壽醫院前的全家福。右起為張七郎、張宗仁(長子)、張依仁(二子)、張果仁(三子)、張秀惠、張性惠、張秉仁、張存仁、詹金枝(妻),家中兄弟姊妹緊緊地手牽手拍照。圖片來源:李筱峰提供

4月1日,第二十一師抵達花蓮,民心懼怕。4月4日,鎮民力作鎮靜,決定向軍隊表示歡迎,並設宴招待,當天張七郎因病,請長子張宗仁代理參加晚宴。當晚宴會結束後,張宗仁回到家中,妻子葉蘊玉勸他和其他三人先去山上躲避,此時常到仁壽醫院走動的方廷槐帶了六名持槍軍人上門,亂摸了張宗仁身上衣服的口袋後,表示「剛才宴會結束,部上有許多人上吐下瀉,不知是否食物中毒,請大夫能盡量多帶點藥品及打針藥水前來急救治療」,張宗仁帶著診療皮箱跟著軍人離去。到了晚上八點左右,張七郎的三子張果仁從鄰居家聊完天回家時,即出現三名持槍軍人,在確認是張果仁本人之後,就把他雙手反綁架走。

差不多同一時間,鳳林區長林志雄帶著十多名持槍軍人前往張七郎家中,張七郎正要向他們握手寒暄,卻立刻被反綁押起來。二子張依仁則是在軍人入門後被命令把手放在後面,軍人隨之將他的雙手反綁,妻子許梅想起曾看過張依仁的軍醫證明,趕緊找出來並塞到張依仁的口袋裡,想說或許可以保護張依仁。張七郎出門前用客家話對張依仁說:「子孫可憐。」這成了他們最後的對話。家人跟著被押走的父子兩人走出家門才發現,屋子前後都被軍人包圍,甚至還有機槍瞄準屋子,完全呈現警戒狀態。

當天晚上,張家兩邊都不知道另外一個家發生的事,且當時又實行戒嚴,入夜後不得外出,所以直到4月5日清晨,張玉蟬趕到另外一個家,才知道另外一個家也出事了。之後遺留的女眷們做了四個便當,送到軍營要給被捕去的家人,怎知對方只收下一個,退回三個。同時間,一個曾到過仁壽醫院的軍人(因當時張宗仁醫師未跟他收取費用而記得張家人)非常緊張在醫院外敲門叫人,並告知:「昨天晚上有一名老先生和三個青年兒子,是不是你們家的人?」、「有三個已經被槍殺了,在郊外的公墓,另一個還未殺,我帶你去看吧!」應門的葉蘊玉當場愣住,不知所措,軍人即先行離去。

全家人商量過後,便找來親戚開始外出幫忙找人,但因為實施戒嚴,規定不能三個人以上同行,所以就兩個人一組分開走。到了下午快天黑時,從阿美族的原住民口中得知「昨天晚上那邊有一些士兵,有槍,又有哀號聲,後來有槍聲」,並指出可能的方向,不久一群人發現泥土有新翻過鬆動的痕跡,一撥開就看到張七郎的白髮,接著發現張果仁,在不遠之處又發現張宗仁,隔天清晨,張家親戚駕著牛車去將遺體運回,遺體一搬動就鮮血直流,一路到家,且父子三人雙手皆被反綁在後,衣服和隨身物品全部不翼而飛,只剩下內衣褲,全身血汙。

二二八事件之後,張家家道中落,土地也陸續被別人侵占,其中還包括鎮公所,親友們在事件後遠離張家,因為張家被特務監視著。而莫名其妙被關了三個多月的張依仁,被放出來後的隔天,就帶了妻子許梅搬到淡水的娘家,開設仁壽醫院,以養育家中還小的弟妹。並且忍受著特務監控-一個月至少兩、三次的「拜訪」,每次都還選在三更半夜到家中翻箱倒櫃,製造恐怖、要抓人的氣氛。張依仁一直忍耐到弟妹和姪子可以自立,才在1961年出國遠離臺灣,但就算到了巴西,特務依舊監控著他,甚至背負著黑名單的標籤。他直到1985年才重回臺灣,並於2004年重新定居臺灣。

在2009年張炎憲教授的口述團隊訪問之前,大多數的張家人其實不完全清楚到底那段期間發生了什麼事情,但彼此都絕口不提二二八。而詹金枝(張七郎的妻子)對兒孫的教育態度更是「生活、金錢都是身外物,就是要讀書,讀書了要出國,不要留在臺灣被國民黨殺」,也表明「如果我死了,不要通知他們(指子孫)回來」。

在事件後,長年守護著家園、既是媳婦也是養女的張玉蟬,1990年12月8日台北懷恩堂第一次舉辦二二八平安禮拜,張玉蟬秉持著「不甘願」、「我要替父親申冤」、「我要平反」的信念,上台公開演講做見證,成為首位站出來做見證的二二八家屬,也影響了其他家屬,讓他們之後陸續挺身而出。

參考及延伸閱讀資料:

  • 沈秀華著,《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台北:玉山社,1997。
  • 張炎憲主編,《二二八事件辭典》。台北:國史館、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2008。
  • 張炎憲、曾秋美採訪紀錄,《花蓮鳳林二二八》。台北: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2010。
  • 李筱峰著,《二二八消失的台籍菁英》。台北:玉山社,2015。
  • 張肇烜,〈【人心人術】最「慟」人的感恩節禮物⋯鳳林仁壽醫院的木牌匾〉。想想論壇,2017/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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