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另一起二二八的責任

發佈時間2019-2-24 14:52:30
最後更新2019-3-5 07:34:49

葉虹靈

前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執行長,現為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專任委員。

逝去的不祇是母親和女兒
大地祥和,歲月的承諾
眼淚深深湧溢三代不冷的血
在一個猜疑黯淡的中午
告別了愛,慈善,和期待

逝去,逝去的是人和野獸
光明和黑暗,紀律和小刀
協調和爆破間可憐的
差距。風雨在宜蘭外海嚎啕
掃過我們淺淺的夢和毅力

逝去的是夢,不是毅力
在風雨驚濤中沖激翻騰
不能面對飛揚的愚昧狂妄
和殘酷,乃省視惶惶扭曲的
街市,掩面飲泣的鄉土
逝去,逝去的是年代的脈絡
稀薄微亡,割裂,繃斷
童年如民歌一般拋棄在地上

上一代太苦,下一代不能
比這一代比這一代更苦更苦

楊牧〈悲歌為林義雄作〉

一九八零年,距離二二八事件已逾三十年,但此議題仍是島上禁忌,要再過六年才有台灣人權促進會舉行紀念座談首開民間先例,為翌年啟動的平反運動之發軔。此後隨著民主化的進程,二二八平反風起雲湧,不但已有國定假日,近年來總統例行道歉、賠償金發放,官方先後發布兩次調查報告,釐清事件始末與官員責任歸屬,達成階段性的轉型正義目標。但發生在八零年二月二十八日的另一起悲劇,雖然當事人的人生看似已翻過新頁,但歷史與正義的頁面,尚有許多空白待補。

這件造成三死一重傷,後被濃縮為「林宅血案」四個字的悲劇,隨著當事人持續投身政治具有的全國知名度,對社會來說,似乎相當地淡去了事件本身的悲愴,模糊了它原本該在社群中所處的記憶定位。既然家屬已然走出陰霾,案發地點也成為傳播愛與信仰的義光教會,我們如今是否需要、為何需要、應該如何記得這件事?試著回答問題前,不妨先回到事件本身。

案發翌日,警政署專案小組公佈第一次偵查報告的勘驗所得:「屍體三具,相驗結果:(1)林游阿妹,身中十三刀,計前胸六刀,後背三刀,右指抵抗一刀,左手臂後三刀,頸部一刀係致命傷。(2)林亮均、林亭均,均背後一刀深及肺臟喪命」,她們分別是 60 歲與 6 歲。倖存的林奐均時年九歲,背部傷口五處,左前胸口一處。

一週後,刑事警察局長曹極在省議會表示:「有萬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的信心可以破案。當時被官方與媒體設定的犯案對象性質是:匪諜、台獨、國際陰謀份子三合一敵人;具體人選則有時常來台、與黨外人士交往甚深的外籍學者家博(J. Bruce Jacobs)。翌年,則多了有輕微精神病症狀的宜蘭人何火成,甚至連被驅逐出境的艾琳達,都曾被專案小組懷疑可能因挾怨報復而認定是本案策劃者。然而,這起震撼海內外的案件,專案小組據稱清查一百萬人以上仍然未果,兩年後即遭擱置。即便是有民主先生之稱的李登輝政府任內,也並未積極調查。案子再被從塵封的檔案櫃中找出,已經是十多年後的 1996 年,陳水扁出任台北市長的事了。

此後,本案偶爾浮上報端:陳水扁市長指示台北市警察局重組專案小組偵辦;同年江鵬堅監委自動調查偵辦人員有無懈怠失職,並函請行政院重啟偵查,刑事警察局遂於 1998 年重組「撥雲專案」,但無所獲;政黨輪替後,要到陳水扁政府的執政晚期,刑事局才於 2007 年重查本案,無甚具體成果;2009 年在馬英九總統指示下,官方組成歷來層級最高的專案小組,再度對本案與陳文成命案這兩樁指標性的政治案件重啟調查,但歷經四個多月的重查卷證、訪談與補強鑑識的調查結果,卻被民間抨擊為敷衍了事、語焉不詳。

當年的監察院調查報告已經指出,原專案小組的調查對象設定為匪嫌、台獨分子、黑社會成員、國際陰謀組織,卻獨缺情治機關人員涉案的可能性,未針對此方向積極進行偵辦,難免「貽人包庇或諱疾忌醫之口實」。畢竟民間長年的懷疑是,美麗島大逮捕後,黨外要角家屬與家宅受到密切監控,兇手能在光天化日情治人員監視下,順利進入林宅且停留超過八十分鐘作案,背景呼之欲出。

但在 2009 年這個集結高檢署檢察長、台北地檢署檢察長、調查局長、刑事警察局長、台北市警察局長組成的調查小組,卻在報告中卻以極大篇幅說明,林宅並未受到 24 小時監控,欲間接排除民間對情治機關涉案或包庇的疑慮,其理由有二:他們調閱的檔案沒有紀錄;男主人已被補,不須監控婦孺。這個說法,在「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與管碧玲、田秋菫立委合辦的回應高檢署報告公聽會上,遭到吳乃德教授的批評,認為太過薄弱也不符合當年親歷者們的經驗。

曾被當成疑兇的家博教授則在檢視高檢署報告後,也投書報紙批評其重大闕漏,顯示專案小組要嘛是未詳查檔案,要嘛則是刻意隱匿資訊,例如在林宅電話的通聯紀錄表中,明顯遺漏了他於案發當日中午的致電,甚至曾與雙胞胎對話;也未記載他當年曾與「目擊者」對質的(沒有)結果;或者專案小組本欲重新對物證進行血跡比對,卻因向家博在台前妻家屬詢問未果,也查無家博在台就醫紀錄而作罷;至今仍時常訪台的家博寫道:「如果他們問我,我會願意告訴他們我是 B 型陽性」

不過,這份調查報告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段,或許是「家屬已選擇遺忘血案,並無接受訪談意願,致尚未能進行訪談」,專案小組的論斷,在吳乃德教授向家屬查證後,於公聽會上被嚴正地駁斥:「林先生強調,他們家屬『不但沒有選擇遺忘,而且永遠不會忘記。』」對家屬來說,這樣切身的宣示極其自然;而對旁人來說,記得這起悲劇,還有另外一些理由。

對共同歷經林宅血案的同代人來說,本案是八零年代台灣社會難以抹滅的時代印記,它讓長期噤聲者挺身而出,如作家三毛自承與林義雄夫妻在很多事情的看法上都不相同,但她激動地詛咒共謀者下地獄、痛斥兇手是人類公敵:「這許多年來,我一直做著沉默大眾中的一員,也從沒有在筆下寫出過這麼嚴厲痛責他人的話語,可是這一次,我不再沉默了」;本與政治保持距離的詩人楊牧,說他從來沒有寫過「這麼大聲、這麼直接的詩」;血案讓浪漫的文藝青年碧竹成為積極投入社會政治運動的林雙不;刺激陳定南棄商從政,投身黨外運動;人在海外的吳乃德與林惠英在案發十年後,反思因本案而起的自我詰問:「這個事件強迫我們那一代的年輕人面對這樣的問題:生存在一個可以恣意屠殺無辜、屠殺幼童、屠殺老人的政權底下,我們的道德職責是什麼⋯之前,許多年輕人反抗這個政權,由於他們抽象政治原則的信仰。可是這個事件卻迫使他們面對嚴肅的道德義務。反抗從此不再只是信仰和勇氣,而是一個道德指令。承擔或不承擔?它考驗年輕人對信仰、對生命的真誠。」

案發三十年後,當追尋真兇與正義聽來似乎遙不可及時,幸而仍有民間未曾放棄拼湊真相的努力,2006 年陳文成基金會組織民間力量,重讀檔案與官方文件,在「真相靠自己」調查報告中指出,案發之時,正是國民黨內政外交遭逢統治危機,動員黨政軍特與傳媒,全面殲滅黨外人士,並縱容親國民黨的極右派勢力,包括黑道幫派在內,以愛國為名,鼓動對黨外人士的仇恨。當意識形態成為判別敵我的唯一指標,林家成為這股極端氛圍的犧牲者。

對於身為林宅血案之後的一代一代人來說,記得這件事,可以讓我們不忘記,威權統治下的社會控制與恐怖氛圍;可以凸顯台灣政府在轉型正義工作上的失職與無能,即便民主化後亦然,故民間應保持批判與監督;更重要的,是能讓人警惕,那些讓人產生仇恨情緒的東西,不論是排他性的意識形態,或是對於異己的不寬容,因為它可能導致毀滅性的傷害,對於公共生活極端不利。

記得這件事,還能讓我們學到,人的堅毅與可能性,看林家人在克服重大的創傷後,既不逃離、也不遺忘,追求生命的美好與理想生活,並持續為之努力。法國總統歐蘭德曾在悼念尤太人的紀念儀式上這麼說:「思及那些來不及長大的生命,那些被剥奪未來的孩童,那些英年早逝的人生,我們必須對於自己作出更多的要求:拒絕冷漠、輕忽以及驕矜自大,我們就會更為堅強。」

本文原刊登於天下雜誌獨立評論(2014/2/28),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會網站亦有收錄,作者授權沃草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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