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草烙哲學／與人連結，乃以學識：台灣哲學家選讀

"夫智識分子，其學術的結合，不僅能貫通一切種族、信仰、地域、經濟之界限，並能以其結合性能對於立國基礎之態度，領導群眾，左右公民之團結。"

廖文奎（1905-1952）

人與人之間的往來交誼，從學術討論上人類的各種社交行為，到日常生活大大小小的聯誼結社，一直是相當重要的課題。德國民法暨法律史學者 Otto von Gierke（1841-1921）亦言，「人之所以為人，乃思為人與人之結合」（Was der Mensch ist, verdankt er der Vereinigung von Mensch zu Mensch）。廖文奎，不單作為戰後台灣獨立理論的奠基者，亦是芝加哥實用主義等學說述以實踐之學人，其不斷從理論與實踐中論究人的社會行為及群體關係，乃至政治共同體的建構，其曾於《比較公民訓練》（1936） 闡明對於人的群體社會行為，並且高度評價「學識」在政治共同體建構——以其言為之「公民團結」——裡的重要角色：

夫智識分子，其學術的結合，不僅能貫通一切種族、信仰、地域、經濟之界限，並能以其結合性能對於立國基礎之態度，領導群眾，左右公民之團結。故各國政府當局，莫不顧及學術思想諸問題，尤注意因諸問題而產生之結社，是否不礙政治的統一。……其在積極方面，智識分子，如能以政治為轉依，既可解釋民族之所以然而指示其所應然，又能打通各種公民團結之因素而糾合同志，是則其盡忠國家報效政治必無有過之者。歷史、藝術、文學、語言等，苟闡明民族之記憶啟發其自信心理者，使政府當局善借其力，則國族願望，可因之構成矣。士氣人心，可因之鼓勵矣。公民團結，亦可因之鞏固矣。1

學識為政治共同體建構之要素

廖文奎於《比較公民訓練》取徑美國行為主義學者C.E. Merriam（1874-1953）之著作《創造公民》（The Making of Citizen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ethods of Civic Training）2，闡述六個因素如何影響群我關係乃至政治共同體之建構：

• 經濟結構及社會階級（職緣）
• 種族族群（血緣）
• 地理政治（地緣）
• 宗教（教緣）
• 休閒逸樂（樂緣）
• 學識思想（學緣）

其中廖文奎最在乎學識思想，無論是前期哲學思想著作如《個人與共同體》（The Individual and the Community: A Historical Analysis of the Motivating Factors of Social Conduct, 1933），抑或是後期政治論述〈思想光復論〉（1946）、〈人生哲學之研究：思想建設〉（1946）等，都可看出。廖文奎的基本想法可以歸結成幾點：

1. 奠基於學識思想的群我關係，不僅能為綜貫其他因素推及至公民團結的政治共同體建構，對內扎深共同體的思想底蘊，對外亦能串連其他共同體的國際連結，不受囿於其他因素面臨的實際屏障。
2. 智識分子於箇中扮演的社會中介之角色，不僅是國家與社會之間，亦是國家與國家之間（或共同體與共同體之間）；倘若國家與社會之間並非以強施箝制智識分子創造思想論述之空間，甚至迫以為之御用學人，而智識分子則能充分扮演公民訓練的社會中介，屢實社會團結之健全條件。

廖文奎講的「智識分子」並非僅僅飽讀詩書、舞文弄墨之人，似乎也排除了原本即在政治場域的政府官員與民意代表。其潛在的論述核心在於智識分子的「民間性質」，或者可理解做為公民社會的中介。其他思想著作如《個人與共同體》（1933）、《人生哲學之研究》（1936）對於智識分子的社會行為及其良識德行有其系統之理解，在此就不贅述。

從以上看法，也可想像廖氏偏向民主自治的理想性格。儘管他在某些社會層面的立場偏向保守，然其強調智識分子在社會行動的至要位置，及其學識德行如何建構人與人之間的交誼，乃至於某種理想的政治共同體建構，如此政治思想的藍圖也促使廖文奎戰前於南京國府首都參與現代中國思想建設。然而戰爭期間乃至戰後因國府各種貪腐失能、黨營徇私而不滿與失望，也讓他改變了在國族認同和政治實踐上的想法。

然而，以廖文奎思想為基礎，我們也可以思考這些問題：

1. 是否誠如廖文奎所設想的，學識思想的群我關係，能貫穿透徹其他緣故的群我關係？
2. 例如，當代的政治思想，溝通行動理性所建構的公共領域，是否不受到其他因素如勞動、資本、階層結構帶來的權力差異影響？
3. 其中，尤其當代高度商品化娛樂的社會環境，學術智識做為文化商品，是否仍能真如廖文奎所設想，其公共性質能否維繫甚至創造理想的群我關係？
4. 廖氏列舉了東西名家諸儒，作為良識、學識兼備的智識分子得以引導共同體建構的例子。姑且不論這番「士＞農工商」的社會結構預設，何謂智識分子？是修身自持之賢士？還是好辯求益之名士？

這些問題，也是當代進一步理解廖文奎思想時，尤其是當今公共書寫的媒介如此便利的社群媒體時代，思索智識分子的公共性質時，仍須留意之處。

台灣獨立理論的奠基者

廖文奎及其胞弟廖文毅無論是戰後聯合台人參與政治倡議，還是籌辦刊物《前鋒》評議時政，號以「民主之前鋒．自治之拍車．青年之指針」，都力推台人在中華民國憲法的高度自治。然於1947年以降倡議的海外台灣獨立運動，尤其廖文奎1950年所提出的《福爾摩沙發言》（Formosa Speaks）奠基戰後台灣獨立理論之萌茁——台灣歷史與政治的民族性格，在於受到戰前日本殖民與戰後中國統治的不公不義，罔顧打擊社會中介的智識連結，無法伸張台人高度自治的想望，必須尋求國際託管論述，並籌與公民投票屢實台人民族自決的目的。這是基於當時短短幾年光陰，東亞國際地緣政治劇烈變化，而提出的政治呼籲。在這背後更根本的是，廖文奎自美國芝加哥大學取得哲學博士以來，其所設想某種現代的政治理想是否能夠藉此（個人）實踐乃至（群體）實現。

廖文奎無論是在思想論著作，抑或是政治實踐，舉說的是智識分子扮演的社會中介，如何在群我關係中發揮功用。從早期芝大攻讀碩博的學位論文《現代唯心論及其批判者》（Modern Idealism As Challenged By Its Rivals, 1929）、《道德與律法》（Morality Versus Legality Historic Analysis Of The Motivating Factors Of Social Conduct, 1931），即論究智識分子及其良識如何引導共同體建構的歷史演進，到歸返中華民國高等教育機構如中央政治學校、南京大學等任教，以學識思想做為共同體建構之基論，乃至於入世（入士）精神參與國府政治及戰後台灣政治運動。廖文奎的思想體系雜揉美國芝加哥的實用主義與行為主義、帶有觀念論色彩的歐陸思想乃至其當代的人生哲學，亦即繼往陽明學說以性理之論，甚至孫文政治思想的實踐，這些思想匯流之特色正是組成其政治思想如何建構其國家理想的奠基石。

此外，除其思想論著與政治實踐，廖文奎因其多語言與跨文化能力，除了上開提及的《個人與共同體》收錄在英國Kegan Paul, Trench, Trübner出版社集結東西經典著作的「國際心理學、哲學和科學方法叢書」，廖氏英譯的《韓非子》不僅受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資襄，迄今仍是英語世界相關研究的指定讀本，或可略見廖文奎徘徊在學術與政治之間的建樹。即便是二二八事變爆發，遭到國府通緝而流亡海外任教於香港大學之時，廖文奎仍舊不放棄政治運動以外的學識著述，例如：〈中國哲學與政治〉（1948）、〈日本哲學與政治〉（1949）等在《密勒氏評論報》（China　Weekly Review）上刊出的連載；甚至英譯《東周列國志》為"Empire Breaker"（1951）等，直到1952年6月因腦溢血而早逝香港。

綜而言之，廖文奎除其海外政治運動的奠始理論外，其學思成就尤一以貫之的「與人連結，乃以學識」之論述，其思想體系的內在基底應為就此。出身自西螺望族的廖家大承書香府第，廖文奎自幼年負笈京都、南京乃至芝加哥，成為歸（中華民）國的學人，然也在其入世且入士的道途中，不斷以群我關係與社會關係進行自我辯證，在理想與現實中逆風而行，卻也正因為如此，廖氏複雜多樣的思想面貌，不單是就潛讀台灣哲學史，也是管窺東亞思想史之時，一斑遠觀雖曖曖、近見卻鮮緻的耀點。

延伸閱讀

1. 張炎憲、胡慧玲、曾秋美（編），2000，《台灣獨立運動的先聲：台灣共和國(上) (下)》。台北：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2. 洪子偉（編），2016，《存在交涉：日治時期的台灣哲學》。台北：聯經。
3. 吳叡人、吳冠緯（編），2021，《廖文奎文獻選輯》。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4. 陳瑞麟，2021，〈變遷社群中的個人─發展廖文奎哲學以調和社群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對立〉，《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期 74：頁 63-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