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草書摘】倒戈的鏽帶讓川普贏得 2016 大選，但藍領的復興夢能成真嗎？

二十世紀中期，工會這個制度讓勞工有了統一的政治聲音，建立了無技術者之間的社會連結。舉例來說，政治學者普特南提出令人信服的論點，他主張隨著工會成員數下降，勞工的社會資本也跟著下降。 此外，工會代表的勞工類型也跟著改變。工會密度在一九五〇年代與一九六〇年代達到高峰，工會成員相對來說屬於無技術者。今日工會成員的技能程度則和非會員者一樣。

除了工會不再代表無技術者，政黨政治也出現了類似的轉變。在一九五〇年代與一九六〇年代，無大學學歷的中產階級成員是左派政黨的基本支持者。經濟學家皮凱提指出，在那幾十年，法國、英國、美國的左派政黨支持規模更大的重分配，投票給他們的選民往往教育程度有限。然而， 傳統上支持勞工的社會民主政黨，日後與教育程度較高的選民關聯性提高。皮凱提主張，在二〇〇〇年代與二〇一〇年代，這樣的轉變造成了「多菁英政黨制度」（multiple-elite party system）的興起，如今，教育程度高的菁英會投給新左派，富人會投給右派。

這樣的轉變使得無技術者離主要政黨愈來愈遠。工會帶給勞工更大的議價能力與政治聲音，促進無技術者之間的社會連結，但工會正在衰退。同時，認知隔離產生了影響，符號分析師更不可能以第一手的方式得知勞動階級的生活情形，因為雙方根本不會在他們居住的社區到面。日益嚴重的經濟隔離，使得無技術者與那些平步青雲的人愈離愈遠，亦解釋了為什麼政治偏好沿著地理線變得兩極化。

全球化、自動化、民粹主義

數百萬無技術國民心心念念的議題不再被民選官員關切，他們的政治利益被輕忽，甚至被無視。二〇〇八年，也就是通用汽車關閉威斯康辛州簡斯維爾（Janesville）廠房的前一年，歐巴馬總統到現場進行了一場希望無窮的演說，指出「這座工廠將繼續屹立不搖一百年」。簡斯維爾廠關閉後，歐巴馬的「白宮汽車社區與勞工委員會」（White House Council on Automotive Communities and Workers）會長曾造訪當地一次，但未能提供任何重大協助或救濟。

二〇一二年，歐巴馬在的麥迪遜（Madison）選舉造勢活動上告訴歡呼的民眾：「汽車產業再次稱霸。」你若是個恰巧在新聞上看到歐巴馬的簡斯維爾市民，一定會困惑他到底在講什麼。套用記者艾米．戈爾茨坦（Amy Goldstein）的話，你很難把歐巴馬的這些說辭，拿到簡斯維爾再講一遍。

無技術者的經濟機會正在消失，政治上也沒人回應他們所關切的事，於是民粹主義與身分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注：指依據性別、種族、宗教等議題爭取群體支持的政治活動）開始壯大。在二〇一六年的總統選戰，唐納．川普（Donald Trump）幾乎惹惱了所有你想得到的族群，只有一個例外：白人勞動階級。

有一派的主張認為，該年的總統選舉結果並不是經濟困頓帶來的結果，而是源自美國白人替自己未來身為宰制團體的地位焦慮。如同政治學家戴安娜．C．穆茨（Diana C. Mutz）所言：「與經濟不景氣相比，群體感受到的威脅感在許多方面是更難應付的對手，因為那是一種心理狀態，而不是實際發生過的事件或災難。」

然而，這樣的解釋忽視了美國白人認為他們與他們的身分認同受到威脅，是因為勞動市場上的機會消失。勞動階級永遠不會只是一種經濟分類而已—還是一種文化現象。在製造的年代，男性工業勞工在單調乏味的工廠組裝線辛苦工作，他們必須想辦法替這種工作感到自豪。

社會學家米凱萊．賴蒙特（Michèle Lamont）對此提出了有力的論點，指出男性勞工的辦法是建立出「自律的自我」（the disciplined self）這種身分認同。你需要紀律才有辦法每天早起、前往工廠，一個小時接著一個小時、日復一日做著同樣的例行性工作。此外，你還需要紀律才有辦法當個養家的人，一年之中每一個星期都能帶工資回家。

賴蒙特在一九九〇年代曾訪問過藍領男性，發現藍領男性自認他們的自律程度遠遠勝過美國其他族群，且認為念過大學的菁英或符號分析師不值得信任。藍領美國人認為那種人不誠實，為了出人頭地不擇手段。此外，藍領白人與黑人人口也保持著一定的距離，他們認為黑人缺乏紀律，太常靠社會福利過活。

勞動階級帶有的「白人特質」（whiteness）有其歷史上的淵源。社會學者謝林曾這麼說：

許多工會不肯招收黑人成員，就算收了，地方分會通常會出現種族隔離。一八九〇年代，美國勞工聯合會（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AFL）成了勢力最龐大的工會組織。聯合會的領袖龔帕斯（Samuel Gompers）呼籲旗下的工會招收黑人，這樣雇主才沒辦法利用低薪的黑人勞工，打擊白人勞工的地位。然而，聯合會卻沒有以太多的實質作為支持自己的主張。全國機械師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chinists）等好幾個重要的工會不肯招收黑人，卻依舊獲准加入聯合會。那是一個影響深遠的決定。「勞動階級」就此便帶有白人的意涵，整個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大多數的時期都一樣。

位於鏽帶（Rust Belt，注：指美國工業衰退的地帶）的城鎮，如今四處是無業情形，「自律的自我」這個身分認同更難維持，蟄伏的牢騷甦醒。各種領域的研究都指出，相對所得影響著民眾的志向與主觀的幸福感。白人藍領勞工原本感到自己成功向上流動，如今卻覺得被甩到後頭。

「社會概況調查」（General Social Survey）顯示，民眾如何看待近日的過去以及他們對於未來的樂觀或悲觀程度，有著很大的種族差異。自一九九四年起，「社會概況調查」詢問美國人的問題包括：「與你的父母相比，在你現在這個年紀，你認為你今日的生活水準，比他們好很多、稍微好一點、差不多、差了一點，還是差很多？」沒有大學學歷的民眾中，黑人回答變差的百分比，自一九九四年起一路減少，而白人回答變差的比率則暴增。此一心態發生的轉變大致上解釋了川普對於白人勞動階級投票者的吸引力：

教育程度低的勞工中，種族矛盾依舊存在；白人勞動者會在不自覺的情況下表現出長久以來對黑人勞工的敵意。在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的工業化時代，也就是大多數的白人工會拒絕非裔美國人入會的時期，當時明顯流露的種族歧視，的確有很大一部分消失了。民權立法、心態轉變、教育程度提升等因素改善了非裔美國勞工的相對地位。沒人能想像今日會有工會領袖像一九〇〇年那樣，以司空見慣的方式詆毀整個「黑鬼族群」。儘管如此，「白人」與「勞工階級」依舊被連在一起……我們訪問的白人男性認為，與先前的世代相比，他們的勞動市場前景正在惡化。他們說對了。在藍領勞工的整體機會正在緊縮的環境下，白人勞工認為黑人取得進展，是在以不公平的方式搶走自己的機會，而不認為是他們的種族優勢地位正在弱化。

人人都知道，川普在選戰中拋出了許多挑釁種族的話語，還攻擊美國的菁英。川普聳人聽聞的言論的確吸引了一些人；他的話無疑是在講給抱持特定身分認同的民眾聽的，也就是賴蒙特在她的研究中所描述的勞動階級。當然，川普的選戰很大一部分集中在移民議題，但要是無技術者有很多高薪工作可做，工資正在上升，川普的手法還會那麼成功嗎？

不管怎麼看，技術與全球化在壓低無技術者的工資這件事上所扮演的角色，量的方面超過移民：證據反而顯示，移民促進了就業、創新與生產力，無技術者的工資則沒有受到任何重要的負面影響。 「讓美國再次偉大」這個口號，瞄準的顯然是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煙囪城鎮居民。那些地方一度富裕繁榮，如今卻陷入絕望。

以社會流動性為例，幾乎人人都關心自己能完成美國夢的機率；然而收入能上升的展望，主要得看你恰巧在哪裡長大。在美國最大型的城市，孩童要是生在位於全國所得分布最低五分之一的家庭，能爬上最高五分之一的機率，介於北卡羅來納州夏洛特（Charlotte）的四．四％至加州聖荷西（San Jose）的一二．九％之間（一二．九％聽起來不高，但五分位數的代間流動〔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最高也就二〇％：如果生在底部五分之一的孩子，有二〇％的機會可以爬到最高五分之一，那就是說，他們的機會和其他任何孩子一樣好）。

美國南方的城市由於歷史上長期歷經種族隔離，社會流動性至今依舊是全國最低。然而，在俄亥俄州克里夫蘭、密西根的底特律與大急流城（Grand Rapids）等製造城市，勞工改善經濟情況的展望，幾乎和南方同樣無望。是什麼因素造成了這樣的機會不平等？在美國夢變成惡夢的地區，有幾件事是一樣的：許多孩子在單親家庭成長，社區犯罪率高，收入嚴重不平等，中產階級凋零。簡而言之，莫瑞筆下之漁城的社會問題，也在那些地區不斷發生。

藍領美國人有很多不開心的理由。前文提過，他們的家庭財務受到打擊，有的人離婚，有的人健康惡化。投票給川普的人五花八門，其中高所得者的確特別多，但許多經濟學家認為，美國的白人勞動階級遭受經濟打擊——那些自認工作被機器或中國人搶走的民眾——讓川普的選情得以翻盤。

這樣的解釋聽起來可信，不單是因為符合直覺，也有實證依據。早在川普主義出現之前，全球化就讓美國政治變得兩極。在無技術者的勞動市場前景惡化的地區，國會中的意識型態極端主義者獲得更多的選票。自從中國在二〇〇一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以來， 美國暴露於全球化力量的國會選區中，溫和派的現任議員更可能中箭落馬，被意識型態較為極端的候選人取代，民主黨和共和黨都一樣。

川普打選戰時，自然把全球化當成他的關鍵政見，不出所料，與小布希（George W. Bush）二〇〇〇年的選舉結果相比，在最受到中國進口影響的美國地區，川普的選票出現了最大的成長。

然而，全球化雖然是最常被指出的元兇，自動化也打擊了所謂「藍領階級貴族」居住的社區。就算製造真的回到美國，在去工業化的過程中，無大學學歷的中產階級成員失去的大量工作，也回不來了。電腦革命是全球化背後的推手，全面帶走了無技術者的機會：今日就連在開發中世界，例行性工作也開始消失。

在美國，這個過程已經持續了數十年，卻被其他因素掩蓋。雖然許多藍領男性的實質收入下降，然而，由於愈來愈多女性加入勞動市場，部分家庭的所得依舊上升。一直到二〇〇〇年前，也就是女性勞動力參與的成長出現反轉前，女性抵銷了男性的工作赤字（work deficit）。

不過，除此之外還有另一個和緩的因素：技術變遷帶給中產階級的日常結果被低所得家戶的補助房貸中和掉了，也就是說即便收入下降，消費大致上不受影響。二〇〇七年房市破沫化之前，來自中國的熱錢，讓就連無技術的美國人都誤以為自己的生活水準正在上升。此外，房市榮景讓建築工作大幅成長，情勢看起來大好，掩蓋住無技術者的工業工作消失的情形。

換句話說，例行性藍領工作長期消失的情形，先前被過量的低利信貸與隨之而來的房市泡沫蓋住，金融海嘯則讓一切現形。

金融海嘯本身的確也直接導致全美各地的工作消失，不過在工廠歇業的地區，失業率後來也開始下跌；然而問題在於工作機會雖然回升，高薪工作一去不返。金融海嘯過後，參考記者戈爾茨坦的精彩報導便可知道簡斯維爾居民遭遇的情形。她描述通用汽車二〇〇八年關閉當地工廠後，鎮上的後續情形：

所以說，在金融海嘯嚴格來說已經結束七年半之後，簡斯維爾的情況如何？出乎意料地好，也或者該說不太好，看你從哪個角度評估。最新的數據指出，羅克郡（Rock County）的失業率暴跌至不到四％，創本世紀新低。許多人如今有工作，就跟金融海嘯前一樣；地方上出現物流中心；位於貝洛伊特（Beloit）的工廠，例如：零食品牌菲多利（Frito–Lay）與午餐肉公司荷美爾食品（Hormel Foods）的廠房開始徵人，有的民眾則跑到更遠的地方工作。

以上是好消息。然而，不是每一個人今日的薪水都足以負擔他們期望過上的好日子。該郡的實質工資自組裝廠關閉後就開始下跌……目前的重大工作新聞是折扣零售商達樂（Dollar General）決定要在鎮上南方設立物流中心。市政府提供了一千一百五十萬美元的經濟誘因方案——對簡斯維爾而言是個新記錄。

達樂公司表示，他們需要的勞動力最初是三百人左右，或許最後會到五百五十人，這將是好幾年來最大的雇用潮。多數的達樂工作時薪將是十五美元或十六美元——遠低於通用汽車關廠時的二十八美元，但這樣的薪水近日在簡斯維爾夠用了。達樂最近舉辦就業博覽會，湧進三千名民眾，顯示居民急著找工作或想換到工資更好的地方。

簡斯維爾並不是特例。在鏽帶各地，中階收入的工作尚未回來。從自動化技術近日的進展看來，那些工作看來愈來愈不可能回來了。二〇一七年，《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曾報導過俄亥俄州的威爾明頓（Wilmington）——當地居民以白人為主，一九九五年名列諾曼．克朗普頓（Norman Crampton）《全美最美好的百大小鎮》（The 100 Best Small Towns in America）。川普在競選期間造訪過威爾明頓兩次，出現成效。「讓美國再次偉大」成為威爾明頓的期待，不只是口號而已。

二〇〇八年，德國貨運公司DHL一離開威爾明頓，這個人口一萬兩千五的小鎮，就有七千個工作人間蒸發。在自家後院做訂製刀的居民邁可．歐馬切利（Michael O’Machearley）表示，他今日的收入只有二〇〇八年丟掉DHL貨運工作前的一半。

然而，跟身邊的人比起來，他認為自己算不錯了。歐馬切利解釋：「鎮上的人，有的人因為DHL關閉而離婚，有的人房子沒了。鎮上的房子有行無市，你賣不掉……我們的市中心以前很美，現在一片死寂。」鎮上殷殷期盼，威爾明頓有可能成為亞馬遜（Amazon）的貨運與物流中心，而歐馬切利告訴我們，問題出在亞馬遜「不會像從前一樣雇用那麼多人，因為亞馬遜使用大量的機器人。」

歐馬切利並不是因為自動化而丟工作，但他說對了，有了機器人，遭逢厄運的無技術勞工，工作機會愈來愈少。歐馬切利如果是在戰後的繁榮歲月失去工作，市場上有著大量的無技術高薪工作等著他，日子不會那麼難過。在自動化的年代來臨前，勞工可以接受勞動市場上的變動，因為他們預期以後總有出頭的日子。然而，今日有那麼一天的可能性變少了。

川普在俄亥俄州獲得了壓倒性的勝利，而這個州自二〇〇〇年以來，已有三十五萬個工廠工作消失，中產階級的萎縮程度可能是全美最高。健康照護成為最大的雇主，但該部門的工作薪水通常不如消失的製造業。該州年薪的中位數自二〇〇〇年的五萬七千七百四十八美元，下降至二〇一五年調整過通膨的四萬九千三百〇八美元，原因之一是俄亥俄州工廠使用的機器人數量僅次於密西根。

前文提過，自金融海嘯以來，美國工廠的機器人數量成長了五〇％。機器人革命主要是鏽帶的現象，而鏽帶也是川普替共和黨贏得最大勝利的地區。從前，鏽帶曾是專家學者與政治分析師稱為「藍牆」（Blue Wall）的地方，也就是民主黨的鐵票區，這次卻讓選舉轉而對川普有利。其實並不是每一個製造鎮都把票投給川普，但在重度投資自動化的工業選區，選民清一色支持川普。當投票者的工作的確被機器人搶走，或只是因為機器人所以外頭的機會減少，他們就更可能支持川普。

我與伯格、陳靜芝（Chinchih Chen）合作的研究顯示，如果美國工廠的機器人數量自二〇一二年選舉就沒再增加，密西根、賓州、威斯康辛州等搖擺州，原本會支持希拉蕊，讓民主黨取得多數。我們考量了各種不同的解釋，包括全球化與移民。雖然反事實研究法永遠令人存疑，自動化程度與投票模式之間顯然有關係，有效解釋了為什麼雖然自一九九二年以來，這三州每次選舉投票都支持民主黨，這次卻被川普拿下。

因此，技術進步今日在引發抗議這件事情上所扮演的角色，就如同十九世紀初期一樣明顯。近日的抗議和當年一樣，源自對於勞動市場消失機會的重大關切。艾德特、加百列．李昂（Gabriel Leon）、麥克斯．沙契爾（Max Satchell）在近日的研究中主張：「北英格蘭前礦工與美國中西部工廠勞工目前的境況，近似於一八三〇年代初期採行脫粒機後，鄉下的農場工人被解雇的情景。」

不過，三位論文作者也指出，斯溫隊長暴動源自擔心脫粒機會搶走民眾的工作，當一個教區的潛在暴動者得知鄰近的教區發生暴動後，也會發生重大的感染效應——這點顯示資訊流會惡化勞動者的關切。然而，這樣的感染在今日又更強大。斯溫暴動發生的年代，比鐵路與電報網的興建還來得早（也就是說資訊得靠雙腳、馬背或馬車傳遞），也因此感染主要發生在市場、市集上碰面的時刻。

在社群媒體的年代，資訊傳播的速度大幅增快。眾所皆知，臉書（Facebook）及其他公司使用人工智慧蒐集使用者的偏好，進而強化使用者的政黨看法與偏見。社群媒體無疑成了施力的重要管道，使得川普陣營得以利用民眾的不滿，劍橋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注：該公司利用取自臉書的用戶數據左右選情）的醜聞就是例證，不過社群媒體本身不是引發民眾憂心的源頭。